从子书的局面变成文集的局面，全是纵横家做个枢纽。

比如最近弗罗里达州发生了枪击案，是否该废除持枪法的电视辩论中，高中生的质疑就极具哲学性。有些哲学家是必须、应该接触的，但和非哲学领域学者的接触激发了我的很多灵感。

同时，还存在一个广义的他者，天地在其中。比尔·盖茨，世界首富，捐赠额高达400亿，世纪之交写了一本著作《21世纪的道路》，因为思想性不够，并没有流传。大家享受着宽松的管理办法，国内来的学者都有着高度的自觉。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要落到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拉美。杜维明应父亲要求进了外语系，不久因为热爱儒学，转入中文系。

对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的确是我一直有兴趣并关注的一个论域，2009年来到北大后，我也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延续了下去，很多体现在嵩山论坛上，也体现在请不同的宗教大家来北大讲课，比如伊朗的伊斯兰教专家阿瓦尼（Gholamreza Aavani），俄罗斯的东正教专家赫鲁济(Sergey Khoruzhy)，美国的基督教专家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等。对此，您也没有任何预期，觉得应该做，就去做了。对此，牟宗三说：‘基本的存有论(fundamental ontology)就只能从本心、道心或真常心处建立。

亦包含无执的存有论，其可开出道德哲学。[4]153这样，既然意志自由乃道德实践中的呈现，那么道德实践的可能性便得以保证，进而道德的形上学也便具有了可能性。他认为，探讨哲学原型时，不应从系统处着眼，而只能从生命处着眼，因为哲学原型非依思辨理性而知解，而依实践理性而朗现。只有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原型。

这是中国儒者所具备的最高智慧。其二，以设准保证至善的实现，缺乏道德实践的动力。

他说：哲学乃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之基本目的(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相关之学问，哲学家非理性领域之技术家，其自身乃人类理性之立法者。不过，牟宗三对康德关于意志自由仅为设准则不以为然。而其所规划之‘道德的形上学(其内容是意志自由、物自身、道德界与自然界之合一)亦在若隐若显中，而不能全幅展示、充分作成者。由此观之，康德虽已接触到实践主体之建立，这在西方是前人所未有的，但是尚未到从践履上证实其定然性(澈底透出)的境界，这是孔、孟之教以及宋明儒者所已作到的。

他说： 康德的哲学并非容易随便批评。即，无论是意志自由，还是灵魂不朽，其最终的保障乃是上帝存在，故必须假定上帝存在。若究极而言，哲学原型虽为哲学但并无哲学相，它只是在道德践履中的如如证悟和如如朗现。不过，这两个目的并非平行，而是以后者来统领前者，因为后者为终极目的。

其三，现实生活通过实践可以具体、真实地体现上述二义，此即随波逐浪。不过，这些道德法则还只是先验的形式，其价值的实现还有赖于与经验的结合。

人不仅能认识现象世界，而且也能呈现本体世界。或者说，人不仅是道德的守法者，而且亦可为道德的立法者。

因此，康德的哲学只为道德底形上学，而不能达至道德的形上学。[9]94他还说：实践理性的体性学亦曰‘道德的形上学，或曰‘属行的体性学。即，此类道德法则是由有理性的人所制定的。[16] 如前所述，康德哲学因为滑入道德的神学，故并没有真正解决至善问题，因此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原型。他说：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尽管这种沟通起初只就道德行为讲，但在践仁尽性的扩大过程中，道德体用的沟通便扩大为宇宙论的体用沟通，此即儒家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5]之义。

具体来讲，道德的形上学因为沟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故不仅包含理论理性所探讨之实然系统，亦包含实践理性所探讨之应然系统，二者之合一即哲学原型。[4]153进而，他认为，道德的形上学的建立有赖于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一是道德之可能的先验根据。

对此，康德的办法是通过合目的性原则把道德界与自然界结合起来。牟宗三还说： 康德也承认实践理性有一个必然的对象(necessary object)，就是最高善(即至善——引者)。

我们不要把无限心只移置于上帝那里，即在我们人类身上即可展露出。[4]160-161 这样，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为哲学原型开出了宗教、哲学和科学，从而把所有义理系统都涵括于道德的形上学。

康德认为，依据合目的性原则，有德之人须有福，有福之人须有德，故德福一致方为至善，亦方为人类道德实践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以自由为对象，出于理性的终极目的，讨论应当是什么的乃道德哲学。他说：哲学原型虽就盈教而立，然而一旦付诸实践，则不但无主观哲学可言，亦无哲学原型可言，此即哲学无哲学相，而只是在存在的呼应中，即，与圣者之生命智慧相呼应之呼应中，上达天德之践履，并在此践履中，对于无限心之如如证悟与如如朗现。如是，则这种契合是很直接而自然的，不必曲曲折折强探力索地去艰苦建构了。

[1]574进而，以自然为对象，出于理性的基本目的，讨论是什么的乃自然哲学。实践而证现这实有体是‘实有用(本实有体起用)。

他说：我们必须在我们身上即可展露一主体，它自身即具有智的直觉，它能使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具体地朗现在吾人的面前，吾人能清楚而明确地把这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之具体而真实的意义表象出来。相应地，理性的目的有两个层次：一为理性的基本目的，二为理性的最终目的。

而恰是对这些设准的依赖，使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又滑入道德的神学。本心、道心或真常心是‘实有体。

关于后一个问题的探讨用以建立宇宙论，它可以解决康德关于道德界与自然界在沟通上的困难，从而超越其道德底形上学。当然，有限存在者的道德实践须以绝对律令为原则。具体来讲，康德的道德哲学仅仅挺立起道德主体，而未能赋予其以宇宙论意义，更未将其在实践层面具体而真实地呈现。历史地看，正是在康德哲学原型思想的启发下，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统一的、大全式的哲学体系。

道德的形上学作为康德未完成而存在于儒家的超绝形上学，即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存有论。然而，这种结合只是一种技巧的凑泊，而非真正的沟通。

不过，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康德，他们虽不满于人们只关注纯知识探索，而无视人类终极目的的至善，但是其思考方式却仍然属于知识论传统，故未能超越知识论进入形而上学。本心性体或于穆不已之道体性体是寂感真几，是创造之源，是直贯至宇宙之生化或道德之创造。

反过来，圆善问题之解决亦涵哲学系统之究极完成。所以这种形上学也叫做道德的形上学，即形上学的成立和可能完全是依据于道德上的。